2023年12月9日，“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十年学术研讨会”在汕头市“一带一路”科技服务与创新研究院和汕头大学商学院共同主办下展开。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强调“我们要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地区合作倡议对接，深入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和区域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保障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东盟作为我国最重要的贸易投资地区之一，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方向，此次会议具有重要意义。
来自国内外近70位专家学者围绕四个议题展开探讨。本期《简报》中主要呈现前两个议题的内容，涵盖龙登高、林伦伦、李鸿阶、林跃勤、张远鹏、王勤、李涛、胡少东、邹春萌、王媛媛、郑慕强教授的观点。
议题一：主旨报告
一带一路华商疫情后的考察
龙登高教授
清华大学
华商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龙登高教授在疫情后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及华侨商人进行了三个月考察。在本次会议中，龙教授汇报了其调研后的收获和体会，并基于比较视野分析了一带一路华商疫情前后的变化。
首先，疫情前后的各种因素冲击使得华侨华人格局和华商生态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一）华侨华商排除困难与中国交流，但并未出现报复性反弹。曾经的华侨敏感因素多存在于印尼、菲律宾等国家，疫情前特朗普中美贸易战导致美国华人华侨开始敏感，而疫情后西欧的民众和华侨华人对来华交流也变得敏感起来。华侨华人虽然能够发挥其独特作用，排除困难促进中外交流，但效果并不显著；（二）疫情后企业复苏进展不一，海外华商好于国内民企。西欧、新加坡、日本等国家的企业受疫情影响为一年左右，在2022年开始强劲复苏。而我国在三年疫情冲击下，民企和桥资伤了元气。因此虽然2023年都是利好因素，但经济提振不明显，恢复较为缓慢。
其次，龙教授表示，数字技术能有效促进跨国交流与互联互通，但同时也会导致新的障碍出现，主要表现为：（一）数字工具与平台的中外不兼容。如中国微信支付普及和欧美银行卡升级之间不兼容而形成的阻碍；（二）华侨华人与外国人在中国交流面临数字困境。华侨华人与外国人和中国习惯使用的数字技术工具差异较大，两国民众在数字工具上不能很好互联互通。（三）跨越数字技术障碍与制度障碍可能带来机会。如阿里巴巴和拼多多等民资企业与侨资走出去便获得了巨大机会和发展空间。
最后，海外华商是富有企业家精神的群体，他们能够跨越国界、制度和文化，在危机中觅生机，在挑战中图发展，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贡献出强大力量。龙教授指出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并提出以下发展建议：（一）合力开拓新兴市场；（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三）打开项目融资窗口；（四）共享创新创业发展机会；（五）优化要素组合和资源配置。
中国应继续为海外华商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出台更多鼓励投资的政策和措施，加强与世界各国在经贸投资、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侨批视域下的华侨精神
林伦伦教授
韩山师范学院
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的建设同具有家国情怀的华侨是分不开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护好“侨批”文物，教育引导人们不忘近代我国经历的屈辱史和老一辈侨胞艰难的创业史。林教授围绕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0月13号走访汕头市小公园的讲话精神，分析侨批视域下的华侨精神，并从以下四个方面作出了详实的汇报。
在家国情怀，爱国爱乡方面，林教授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暹罗的潮汕华侨为例，描述他们在经济、军事、政治和宣传等各方面大力支持爱国革命运动，深刻展现出潮汕华侨的爱国情怀。同时，林教授谈到侨批（银信）是千家万户的生命线、输血管，它见证了华侨对家乡公益文化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其中平安批歌谣更是流露出潮汕华侨对家乡的思念。
在据德依仁，诚信行事方面，林教授认为侨批的历史雄辩地说明了潮汕人恪守信用的优良传统，表示没有信用就没有侨批。他引用原广东省政协主席吴南生先生的话强调：“侨批文化是潮汕侨乡的特色文化资源，其催生出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
在勇于开拓，善于创业方面，林教授列举陈慈黉、蓝金生等潮汕桥人事迹，展现潮人重农重文亦重商的独特形象。这些潮汕桥人皆用行动展示着潮人们敢于突破困境、勇于开拓进取、善于谋求发展的红头船精神。
在感恩崇善，重教兴文方面，林教授用韩文公祠之诗、大峰祖师文化、泰国华侨报德善堂、《潮汕史稿》及《汕头华侨捐资兴学记述（1949-2018）》的侨资捐赠记录等各种详实的史例材料，充分说明了潮汕华侨感恩崇善和重教兴文的优良传统。
华侨精神包括爱国爱乡、吃苦耐劳、开拓进取、诚实守信、崇文尚礼等方面。侨批中所展现的华侨精神更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与升华的产物，是一种开放、包容、进步的时代精神，对于当前的侨乡文化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构建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侨批文化中所蕴含的华侨精神。
共建“一带一路”省际比较与21世纪海丝核心区建设路径选择
李鸿阶研究员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需要中国各省市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贸易往来、产能合作、金融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不断加强合作。李鸿阶院长基于省际比较视野，从共建“一带一路”的目标定位、实践探索和路径选择三个维度分别做出了精彩的介绍。
首先，李院长指出共建“一带一路”需明确以下目标定位：（一）确立新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福建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二）建设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广西和云南四大对外开放“门户”；（三）构建“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互联互通的经济走廊；（四）打造内陆城市对外开放八大“高地”；（五）开设十五个国家重点城市港口。
其次，李院长基于省际比较分析，指出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探索过程中要做好以下方面：（一）加强各省市地区一带一路建设统筹协调发展；（二）支持国际产能合作；（三）促进国际交通运输等设施的互联互通；（四）构建国际合作载体平台；（五）推进国际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六）强化投融资服务保障。
最后，李院长认为福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它是互联互通的主要通道、经贸合作的前沿平台、体制创新的先行区域和人才交流的重要纽带。为发挥福建作为海丝核心区的引领、示范作用，李院长指出如下发展路径：（一）深化国际产能合作；（二）完善互联互通网络体系；（三）提升载体平台功能；（四）保障资金有效供给；（五）打牢人文交流合作基础；（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
通过一带一路省际比较研究，特别是分析省际交界城市差异，可以发现各省市产业协调和区域发展的不同特征。各省市要从自身实际出发，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做好目标规划和明确发展路径。
议题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
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与进路
林跃勤
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国际部主任
过去十年，“一带一路”倡议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成为世界发展强大动力和全球治理重要公共产品，但是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与不确定性增加，“一带一路”的发展也面临严峻挑战，如何擘画更高质量、更加包容、更加合规的“一带一路”蓝图？林教授就这一现状和问题开展汇报，内容如下：
首先，林教授回顾了过去十年间“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成就并表明这一分析的意义。（一）客观总结和评价十年实践及存在问题；（二）准确预判难题与挑战；（三）增强高质量对未来持续稳定共建“一带一路”的意义；（四）探讨破解难题和挑战的长效机制；（五）推动中国-东盟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其次，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中国东盟“一带一路”仍存在许多问题与挑战。林教授指出这些问题具体表现为规则对接包容待加强、规则标准国际化水平不够高、质量效率不如人意、参与主体及资源配置结构不够合理、舆论导向及形象建构遭遇约束以及可持续发展力量有限。挑战体现在国际地缘环境恶化与大国冲突加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竞争激烈、参与国家对合作质量效率及红利分享要求不断提高、国家参与动摇和退出共建等。
最后，东盟已经成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和引领龙头，为了促进“一带一路”更高质量的发展，林教授给出了几点建议。改善共建顶层战略规划；持续高质量共建国际制度标准；拓展和增强共建合作领域与动力；提高质量标准打造核心竞争力。
“一带一路”建设任重而道远，我们还需要继续总结经验适应变化，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上取得更大成就。
“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影响
王勤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印太经济框架”（IPEF）由美国主导，目的是使美国在亚洲建立一个“可信赖的合作伙伴”网络，减少对中国的依赖。IPEF自启动以来对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产生了巨大影响。王勤教授围绕IPEF对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所产生的影响展开汇报，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王教授指出东盟成员更倾向于选择参与IPEF协议，原因在于：（一）东盟成员欲增进东盟-美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二）IPEF迎合了东盟成员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需求。（三）东盟与IPEF其他成员的经贸关系紧密。东盟成员参与IPEF的行动主要表现为：（一）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二）加快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三）吸引区内外清洁能源的投资。（四）东盟六国加入全球最低税（GMT）规则。
接着，王教授从IPEF四大支柱对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就IPEF对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影响进行了预判：一是近年美国对来自东盟国家进口商品进行贸易调查和加征关税的案例增多，其中不少案例主要是针对中国企业的“迂回出口”。二是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以跨国公司主导的价值链贸易为基础，美国以“友岸外包”建立供应链将侵蚀这一基础。三是清洁经济是东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国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美国力求争夺其主导权。四是以低税率吸引外资在东盟国家普遍存在，该方案将对中资企业投资项目尤其是大型项目落地产生一定影响。
最后，面对IPEF对中国-东盟经贸关系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和影响，王教授提出了几点建议：（一）要充分认识IPEF的针对性和威胁性重视IPEF下全球价值链重构。（二）要逐步构建中国企业主导的区域供应链以“东盟所需、中国所长”。（三）要扩大清洁经济和能源转型领域的合作。（四）要关注东盟国家对全球最低企业税的政策调整。
海外中资企业的国际形象塑造研究
——基于“柬埔寨中资企业营商环境与劳动力素质调查”分析
李涛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院
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及其国际话语权与地位尚不相称，如何塑造与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形象相称的企业国际形象是一个紧迫而严峻的课题。李涛教授针对这个问题展开汇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考察，李教授发现中资企业柬籍员工对中国国际形象的认知既存在积极正面的评价，也有负面认知。其中，正面认知包括：(1)中国是柬埔寨社会认可度最高的国家；(2)中国对柬提供援助最多；(3)中国是亚洲影响力最大的国家；(4)为本国带来的多为正面积极的中国形象；(5)中国是柬埔寨未来发展最需要借鉴的国家。负面认知包括(1)对援柬项目的认知与实际情况存有偏差；(2)认为企业与当地社会风俗融入度低；(3)认为企业与当地宗教习俗的适应能力差；(4)认为企业的属地化管理水平有限；(5)对中国产品品牌的认知度低；(6)认为中国产品品牌市场地位远落后于日本品牌。
其次，通过对评价的分析，李教授引出了在柬中资企业国际形象塑造存在的问题，分别是：（一）未能跳脱传统慈善模式，结合当地社区和民众需求的社会责任实践创新不足；（二）公共外交意识与能力不足，与政府、政党和行政部门缺乏有效的协调与沟通；（三）属地化的跨文化传播程度不高，国际传播媒介手段的多样化、传播影响力与舆论的引导力明显不足。
最后，针对以上存在的具体问题，李涛教授给出了以下五点建议：一是要注重企业国际形象塑造的体系化建设，培育多元的跨文化传播机制。二是要注重企业自身发展与造福当地并重，结合需求精准化塑造。三是要注重企业自身传播能力建设，强化与媒体及公关机构的互动能力。四是要注重提升品牌意识，发挥龙头企业品牌引领作用。五是要注重国际传播水平提升，加强本土化传播。要注重强化柬埔寨国别研究，做实分众细化工作。
跨国侨批网络特征与变化——以20世纪40年代潮汕侨批网络为例
胡少东
汕头大学商学院
伴随着华侨出洋谋生的，还有一封封侨批。为了进一步深入挖掘、宣传侨批所蕴含的丰富历史、学术、文化和经济价值，弘扬华侨精神，胡少东教授开展了跨国侨批的相关定量研究，此次汇报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胡教授指出，先前对侨批网络的研究由于数据来源不同，研究的年份、地域范围不同，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未能对潮汕批信局的数量及其分布有一个系统的研究；二是未能呈现潮汕侨批网络的整体面貌、特征及其变化；三是对于侨批业大帮派内部存在小帮派的论述缺乏量化指标证据。
其次，胡教授围绕潮汕侨批网络有何特征和变化，是否存在以县域划分的小帮派这两大问题为了进行更全面深刻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一）利用现有档案，采用社会网分析方法展示了潮汕侨批网络的面貌和特征，弥补了侨批网络在量化分析方面的不足。（二)对汕头批信局与海内外分号间的合作关系进行量化，分析宗族关系和地缘关系作为网络构建纽带在侨批网络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三）对侨批网络进行派系分析，否定了潮汕帮批信局内部存在各地域小帮派的说法，并为侨批网络的高效运作提供了实证支持。
最后，胡教授总结了其研究的几点结论。（一）宗族关系和地缘关系是汕头批信局与海内外分号建立合作的纽带，保障了跨国侨批网络的有效运作；（二)在跨国环节，汕头批信局与海外分号更加偏好依靠宗族关系保障侨批递送的安全；（三）侨批网络中各批信局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侨批网络密度比较低，松散的结构特征有利于侨批网络整合潮汕各地族群及近邻族群，促进侨批网络稳定、高效地运作；（四）侨批网络并不存在以地域为界的小帮派；（五）派系的重叠性为批信局拓展合作关系，扩大服务范围提供了支持，也促进了批信局之间的诚信合作。
跨国侨批网络特征与变化的定量研究对侨批文化所蕴含的丰富历史、学术、文化和经济价值的挖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宣传侨文化也将起理论支撑作用。
东南亚（老挝）外债问题的发展演进
邹春萌
云南大学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快速发展。基于美西方不断炒作中国“债务陷阱”议题的背景，老挝作为东南亚国家中债务问题较大的一个国家，其债务问题一直受到多方关注。邹春萌教授就中国对东南亚的投资来分析老挝外债问题的发展演进并展开汇报。
首先，邹教授就老挝债务问题的现状分析得出老挝外债问题的演进特点。近年来，老挝受全球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和美联储加息等多重因素影响，经济下滑，偿债压力大增，债务问题凸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不断预警老挝的外债风险。其外债问题呈现出以下四点演进特征：第一，从外债规模看，外债总量不断扩大，负债率（外债占GDP比重）居高不下；第二，从外债构成看，公共外债占比减少，私营部门无担保外债占比增大，商业性质的贷款增加，优惠贷款变少；第三，从外债结构来看，老挝外债的期限结构合理，但债权结构和币种结构比较集中；第四，从外债可持续性来看，可持续问题开始出现。
出现可持续问题后，老挝外债前景会如何发展呢？邹教授从老挝本身和中国两个方面分析得出老挝外债是可控的，在未来也会逐渐回归正轨的结论。一方面，老挝政府采取了多项举措对外债问题进行纾解，比如，收紧货币流动性，加强外汇管控；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帮助解决债务累积问题（EDL,30%）；寻求国际组织的帮助等等。同时，中国也在多个层面上帮助老挝应对外债风险，比如，通过直接的资金援助帮助老挝缓解融资压力；通过中老经贸合作，借助中老铁路为老挝经济输血等等。总而言之，老挝自身采取举措纾解外债问题，加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帮助，老挝外债问题会逐渐回归正轨，也会越来越好。
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亚太区域重点选题研究
王媛媛
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编辑部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站在新的起点，前景广阔。就本次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十年学术研讨会的主题，王媛媛主任分享了她在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亚太区域重点选题的研究。她的研究核心认为一篇文章能否被采用,首先取决于选题。而一个好的选题最重要的在于具备问题意识和前瞻性。
首先是问题意识。王主任表示，一篇文章提出的一个问题，主要分为理论和实践两种类型。理论问题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一个好的理论是可以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另一个是实践问题，实践问题就是要紧密结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紧迫性问题。随后，针对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王主任提出了以下三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第一，如何破解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降问题？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外需市场萎靡不振以及国内外投资信心低下的问题，这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一下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降是中长期还是短期问题？如果是中长期的问题，我们就要去发现其中的内生性问题，另外可以关注其他国家存在的发展问题，寻找出共性问题从而借鉴其中的成功经验解决我国存在的问题。第二，“中国经济顶峰论”议题。当前，国外学术界和政界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缺乏信心。从经济方面来讲，这导致了中国在很多领域的贸易也出现了信心不足的问题；从政治方面来讲，很多国家在做出政策选择的时候会基于国外学术界和政界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判断作出“选边站”的情况。第三，亚太产业链替代重组问题。当下中国的低端产业链正在向东南亚国家进行转移，是一种良性的发展和趋势。但是中高端领域却存在国家竞争情况，这便需要我们通过国家间的竞争来进行预测性的评估从而判断其对我国中高端领域产业链的影响。
其次是前瞻性问题。王主任以“一带一路”研究为例点明很多研究存在滞后性问题，大部分的研究都只是强调已有成绩却忽略了存在的问题。同时，她表示在国别区域研究中要加强对存在问题的研究。最后，王主任提出了“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区域产业链构建问题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机制构建研究两个议题。她指出在进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机制研究中要从多维度展开分析。
潮籍华人扎根海外、家国情怀口述史研究—以泰国为例
郑慕强
汕头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始终与国家发展大局息息相关，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如何做好“侨”的文章？郑慕强教授从“讲好华侨故事、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入手，进行系列口述史研究，汇报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系列潮籍华人口述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郑教授指出，华侨潮汕籍海外华侨华人数量众多，而东南亚地区是华侨华人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但是现有口述史研究存在一定不足：（一）以东南亚华人相关的研究较少；（二）以海外潮商的研究较少；（三）从家国情怀角度切入的研究较多，扎根海外融入当地的研究较少；（四）研究个人的较少、代表性群体组织的较少。
其次，相关研究属于“抢救性调研”，存在较多难点。郑教授表示，研究存在代表性华人样本的选择问题。除在行业、商会、协会等领域选取代表性华人存在困难外，在以会说家乡话为依据进行二次筛选时，发现大量一、二、三代潮籍华人已离世，相关研究存在紧迫性。
最后，郑教授针对前期在泰国的调研工作进行分享，介绍了业界领袖王金国、陈振治、蔡卓明、陈英全等人；侨联领袖陈绍扬、徐光辉、吴炳林、李嘉淳等人；文化传播典范黄迨光、陈传为、陈贤得、罗炳松等人。
追寻华侨华人历史，讲好文明交流故事，学者在做好新时代“侨”的文章方面有更多的研究方向与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