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31日，“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学术研讨”在汕头市“一带一路”科技服务与创新研究院和汕头大学商学院共同主办下展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而东盟是我国最重要的周边地区之一，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方向，此次会议具有重要意义。会上，多名与会教授、专家对自己的研究进行分享，共分为四个议题展开。本期《简报》中主要呈现前两个议题的内容，涵盖李鸿阶、翟崑、林跃勤、刘晨阳、龙登高、王勤、曹云华、马勇、郑慕强等专家的观点。
议题一：“印太经济框架”（IPEF）下东南亚经济
“印太经济框架”的意蕴、影响及前景评估
李鸿阶研究员对“印太经济框架”（IPEF）展开了详细论述，讲述了“印太经济框架”的意蕴、影响及前景评估，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李研究员介绍了“印太经济框架” （IPEF）的重要内容和实质。IPEF是由安倍政府在2016年首次提出，拜登政府在2020年东亚峰上提出IPEF协议，到2022年5月23日拜登总统正式提出。其主要内容包含了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去碳化和基础设施、税收和反腐败四个方面。
然后，李研究员分析了“印太经济框架” （IPEF）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IPEF具有区域重叠性、选择型继承、“盟友”圈子化、参与模块化、内容拼盘化的特征，同时在约束性、灵活性、协调化、吸引力、“去中国化”、落地实效上存在明显不足。李鸿阶研究员认为IPEF主要有以下重要影响：（一）势必冲击亚太区域贸易协定；（二）势必影响中国新兴产业发展；（三）势必扩大中国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竞争；（四）将冲击共建“一带一路”的建议。
最后，李研究员剖析了“印太经济框架” （IPEF）的发展前景。他认为其发展受到以下三个层面影响：（一）美国政党极化及利益团体博弈；（二）“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的接受程度；（三）中国发展韧性及突破IPEF的能力。
“印太经济框架”下中国与东盟的关系
北京大学
翟崑教授就东南亚地区经济秩序构建角度，以东盟为基本单位和主题，讲述了东盟地区经济合作策略的变化。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翟教授介绍了东盟作为超级联系人的兴起历程。他谈到在如今的发展现状中，不仅东盟在自身的地区合作机制上表现优异，而且东盟成员在广泛参与其他合作机制中的进展也十分良好。从以东盟整体为主体和以东盟成员国为主体两个角度，提出了四个新变化。
其次，翟教授总结了东盟在21世纪后经济构建策略演进。分为四部分：（一）东盟在地区经济合作和发展方面自主性增强，进入二代东盟兴起时代；（二）东盟将发展型国家逐渐推动成为发展型地区；（三）区域经济合作成为东盟自身的发展模式；（四）东盟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在区域经济合作中进行差异化经营。
最后，翟教授从中国如何认识这种策略演进及应对策略，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认识到东南亚在经济秩序塑造多种力量和多种方式，尤其是东盟力量的兴起不容小觑；（二）鉴于东盟的发展型地区模式与中国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应该以共同现代化目标往前推进发展；（三）中国应追求自身与美国、东盟地区包容性秩序的建立，形成经济合局：（四）利用好东盟印太展望；（五）寻求加入CPTP的同时，尝试与IPEF寻求开放联系；（六）中国应对内协调地区发展，对外进行RCEP区域发展，以东盟为衔接点协调两种发展趋势。
中国社科院
林跃勤教授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出发，分析并论述了“印太经济框架”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以及中国的应对之策，这对于中国推动RCEP未来进一步的合作以及推动RCEP更高、更好、更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论述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首先，林教授介绍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基本内容及指向。“印太经济框架（IPEF）”是美国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为加强与亚太国家经贸关系而采取的最新举措，被认为旨在抗衡中国不断增加的地区影响力。
其次，林教授分析“印太经济框架（IPEF）”对RCEP及中国的挑战。对RCEP的挑战：（一）迫使RCEP成员选边站和倒戈；（二）裂化阵营削弱掏空RCEP贸易合作发展张力和潜力；（三）倒逼RCEP制度规则转型升级。对中国的挑战：（一）削弱中国在RCEP框架下的产品及服务合作潜力及主导地位；（二）分化瓦解中国与亚太国家的合作关系；（三）加大对中国的供应链价值链重塑压力；（四）倒逼中国民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全球主流加快接轨（五）向中国创新技术、节能减排、降低税负、强化反腐、改善营商环境的举措施压。
接着，林教授剖析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对中国带来的潜在风险及中国自身存在的短板。共有六个：（一）贸易投资开放与平衡存短板；（二）一带一路促进高质量联通建设待优化（三）规制接轨存差距；（四）产业链和价值链包容性及竞争力待加强；（五）去碳化清洁经济压力大；（六）减税反腐败提高透明度空间大。
最后，林教授总结了中国在面对“印太经济框架（IPEF）”带来的挑战的应对之策。认为中国应该做到：（一）重视并及时跟踪IPEF进展态势；（二）准确认知评估和预测IPEF可能带来的冲击威胁做好应对预案；（三）深化与周边国家合作；（四）加大改革开放步伐和力度；（五）增强中国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开放度和竞争力；（六）更深融入多边合作机制并推动RCEP等升级和取得更好成效。（七）自身能力的强化：提升研判力、包容力、创新力、竞争力、合作力、安全力、引领力。
刘晨阳教授对东盟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行深入的研究，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刘教授介绍了东盟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及动因以及东盟在被约束性质的合作机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机制上起到重要作用，认为有三个重要因素：（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多元化特征提供了战略空间；（二）东盟成员的集体意志和协调配合；（三）大国平衡战略的效应在特定的地区政治经济格局下的多维强化。其次，从三个重点领域分析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趋势与东盟的利益需求：（一）贸易投资合作领域；（二）包容和可持续增长领域；（三）奴于红价制创新增长领域。接着，分析了美国加强对东盟战略投入的新动向。为印太战略注入经贸合作内容，吸引东盟成员融入印太战略；综合运用政治、科技和跨国公司的产业布局调整等手段，使东盟成员疏离中国；选择东盟成员利益诉求相对集中的领域加强合作，并掺入“美国元素”。
最后，刘教授基于二十大精神的宏观思考，总结了中国与东盟加强合作的前景展望，认为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实践，并从不同维度理性看待和应对国际制度竞；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重塑；促进以人为本的国际合作；积极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和扩大自主开放；在提供新的和用好现有的全球公共产品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国际统一战线方面探索新路径。
龙登高教授就南洋华商企业家精神比较视野下的考察展开论述，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龙教授认为企业家的精神是一种最稀缺的生产要素，而市场经济的核心便是企业家精神，如果企业家精神活跃，市场经济便会充满活力。通过与企业家的深度访谈，归纳企业家精神的几点基本要素：（一）创业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二）冒险与执着是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石；（三）诚信与合作是企业家精神的关键；（四）学习与探索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色。接着，他通过南洋华商企业家精神与美国华商企业家精神的比较，得出两者的不同特点：在东南亚、非洲新兴市场等制度不完善的地区，企业家精神的冲击力更强，企业家精神更令人感动，但是门槛高、代价高，稀缺性强；而美国华商群体中的企业家精神则更为普遍平常。
其次，龙教授认为华商企业家精神在南洋的呈现为以下五点：（一）千锤百炼，艰难曲折；（二）创造与创新精神；（三）不确定性与决断力；（四）出色的合作者；（五）超强的感悟和学习能力，永不停歇的追求。
最后，龙教授通过比较视野下南洋企业家精神的特点，提出了企业家精神具有一定的文化与区域差异，释放关键在于市场空间与制度环境，并分析了原初的企业家精神的特点：（一）在市场发育、金融与制度基础欠缺的经济环境下，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其冲击力也更强；（二）扩张与多元化经营；（三）金融工具与融资环境的发育降低，企业家精神门槛发生变化。
王勤教授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角度，逐步分析目前东盟分工地位的变化，总结东盟国家的应对方式以及“印太经济框架”对东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首先，王教授阐述了全球价值链重构下东盟分工地位的变化，分为以下两个角度：（一）东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演变。全球链是由北美、欧洲和东亚三大区域构成，美、德、日、中成为生产中心，东盟则是全球和区域价值链的重要节点。目前，东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数量不断扩大，主要分工有马、菲、泰从事中游的零部件加工，印尼作为资源国对外出口矿石等资源品，越、柬等承接加工装配环节，新加坡涉足价值链上游研发和设计端。（二）东盟处于全球价值链德低端。从价值链参与度指数看，马来西亚、新加坡价值链参与度持续下降，印尼、泰国价值链参与度先升后降，菲律宾先降后升，越南保持连续增长，成为东盟价值链参与度最高的国家。从前向和后向价值链参与度指数看，东盟主要国家均以后向参与为主，其中以新加坡、越南最为显著，但印尼、菲律宾则偏重于前向参与。从价值链地位指数来看：东盟国家整体价值链分工偏向中下游。其中，新加坡和越南价值链地位指数最低，而越南大量中间产品依赖进口而本国在制造端的分工位于加工组装环节，国内增加值比重较低，导致价值链地位指数偏低。
其次，王教授分析了全球价值链重构下东盟国家的应对，分为以下四个方面：（一）调整外资政策，注重引进跨国公司价值链投资；（二）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融入全球价值链；（三）培育辅助工业发展，推动中小企业参与价值链；（四）加快RCEP的落地实施，加入“印太经济框架”。
最后，王教授讲述了“印太经济框架”对东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一）IPEF下的区域价值链重构和规则的制定；（二）“印太经济框架”（IPEF）对东盟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三）IPEF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对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影响。
新格局下中国与东盟政经关系
曹云华教授从新格局下中国与东盟政经关系展开论述，以雅万高铁为例提出中国面对新格局的相应做法。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分析了中美战略博弈对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影响。以三篇报道为例，讲述中美战略博弈促进了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目前双方都是对方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也将会有更快速度的增长。
其次，论述如何看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存在与影响力的增长。主要分为以下四个角度：（一）从发展的趋势看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存在与影响力是不断上升的，这种上升的势头今后还会进一步加速增长；（二）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存在与影响力的确不如以前，而且今后还可能进—步萎缩；（三）美国在东南亚经济实力的萎缩，所留下来的空间，并不一定完全是由中国填补，而有可能是其他中等强国填补了美国留下来的真空，包括日本、欧盟、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四）亚洲地区的价值链重组，美国正在推行“去中国化”的战略，也会对中国在该东南亚的存在与影响力产生重大影响。
再次，讲述了雅万高铁的示范意义。全长142公里的雅万高铁是印度尼西亚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第一条高速铁路，也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同时还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落地，全线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近年来，从中老铁路到雅万高铁，再到阿盟峰会主会场阿尔及尔国际会议中心，越来越多的“中国建造”吸引世界目光，“中国建造” “走出去”的步伐正不断加快，为各国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从3小时到40分钟，中国高铁助力印尼“拉近”城市距离，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走出国门。其示范意义主要有以下五点：（一）政治稳定（二）经济持续增长（三）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四）人口比较稠密（五）双边国家间政府合作。
最后，曹教授总结道百年大变局给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认为需要中国-东盟双方一道发挥政治智慧，保证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这其中最大的挑战是中美战略竞争，给世界和东南亚地区带来许多新的不确定性。
党的二十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老经贸合作也面临着难得的机遇。马勇教授就中老合作的前景和机遇展开论述，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老经贸合作具有较良好的国家关系为基础，中老两国是最先签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中老班列也在2021年顺利开通。同时，中国对老挝的投资也在加速推进。在老挝领导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就深化中老命运共同体和中老经贸合作，又达成了共识并通过了联合申明。
其次，中老合作不仅是双边的。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深化与推进，这也为中老合作注入了动能。马勇教授表示，尽管中老班列开通前老挝人民对此心存疑虑，但中老班列开通后，对老挝的经济水平，交通运输的发展等起到十分的积极作用，老挝人民更多的是期待的。在接待老挝驻昆总理事和19个国家的留学生时，大家都十分关心中老班列通车后的后续工作和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一）加快中老沿线的开发，进一步互联互通，怎样延申到周边国家；（二）加强中老经济走廊建设，老挝非常期待中国能加入新动车计划；（三）加快中老经济合作区的建设；（四）推动跟老挝资源开发的合作。
最后，马勇教授强调，要持续推动中老经贸合作，有以下要点：（一）要注重发挥好地方的作用；（二）物流的基础性设施，物流业怎么发展；（三）实际上要注重境内沿线开发；（四）可以打造中老边界产能合作站。中老经济合作区还有一创举，就是将磨憨镇交由昆明市托管，有效发挥“四区的政策叠加优势，助力磨憨的发展。
新时代新征程下，中老经贸合作的机遇难得，老挝也是中国最有条件打造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优秀样板，关键是中老两国怎么推动去实现新的飞跃。
郑慕强教授以新加坡为例子进行了东盟国家对华投资产业分布及时空演变这一研究。今天从微观的角度就已研究部分主要论述了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郑教授介绍了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一）在研究外资在华投资方面，较少人研究东南亚国家。而东盟国家是中国海外投资的重要集聚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华侨、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投资是非常重要的；（二）新加坡对华投资是东盟国家中最多的；（三）了解东盟国家对华投资产业分布及时空演变可以盘活中国国内大循环同时也可以对接国际跟国内两个循环，更好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四）了解外资企业的动态行为规律和发展中国家生产格局的演变，促进中国接下来更好地利用外资，同时为赋能本地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有用的政策建议。
然后，郑教授分析了新加坡在华投资企业的时空特征：（一）时间上特征有两点，一是新加坡在华投资的数量变化趋势有三个顶点，二是新加坡进入产业园区企业的数量先增加后又下降；（二）空间上呈现的特点，一是到2022年，新加坡在华投资企业基本上覆盖了全国主要城市且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二是长期以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都为投资热点地方。三是新加坡在华投资企业的分布是从沿海到内陆不断演变扩张的过程，也是从几大核心城市向周边城市扩张的过程。
接着，郑教授分析了新加坡在华投资企业的进入影响因素。实验通过控制变量及回归分析重点分析了三个因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水平、营商环境，结果表明这三者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最后，简要介绍了后续研究：（一）具体产业分布的分析：（二）研究这四十年在华投资产业如何演化、发展、退出，又是否和中国产业政策有关：（三）将其他东盟国家、日韩企业、台资企业等投资与新加坡这种投资进行比较研究。
(麦宇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