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创新创业三十人学术论坛在汕头大学召开——改革开放四十载，创新创业新时代

12月22日，“2018年创新创业三十人学术论坛”在汕头大学召开。大会以“改革开放四十载，创新创业新时代”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国内一流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和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汕头大学副校长林丹明教授和南开大学教授、创新创业三十人学术论坛轮值主席张玉利教授为大会先后致辞。张玉利教授在致辞中表示，回顾和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创新创业的实践和研究，是为了揭示其中的因果关系并探寻背后的发展规律，以更好地研究和面对新时代创新创业的新话题、新难题。

为期半天的学术论坛，专家学者们围绕“改革开放四十载，创新创业新时代”主题从学术判断的角度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吉林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蔡莉教授认为，创新创业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之间是存在差距的。从中关村4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方，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使创新创业研究更具预见性。蔡莉还提到为了激励创新创业理论研究的发展，需要构建良性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加强政府、业界和学界的互动，对于高校教师的评价体系也要有所突破。形成跨学科、跨边界的研究团队对于预测机制的形成及理论发展意义重大。在跟与会专家讨论政府和市场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时，蔡莉认为尊重市场规律的政府介入有助于经济和产业发展。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原院长、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主任李新春教授就“家族企业有利于创新吗”这个问题做了深层次的讲解。他指出相比于非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创新投入较低，相对保守和风险规避，但家族企业具有更高的创新效率、更坚守主业、更注重传统。大型家族企业的研发强度较低，但产出较高。此外，政府补贴会强化企业创新投入倾向，但不会提高创新产出效率。李新春认为是市场化的改革、民营化的改革、民营经济的发展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奇迹，其中民营经济对创新是非常有价值的，需要大力的推广。

大连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部长、教育部首任公共管理类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苏敬勤教授谈到，新时代新形势下我国企业的发展有望“弯道超车”，在这一过程中克服创新障碍尤其重要。制度的缺位有时能创造机会，制度的可柔性发展使我们可以考虑开辟高端蓝海市场，同时需要强调在技术情境、制度情境、市场情境和社会情境中最重要的是社会情境。中国企业应利用情境优势，打破情境限制。他指出我们应该从单纯的应用研究、工程化研究向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并重的方向调整。

南开大学教授、创新创业三十人学术论坛轮值主席张玉利就“创业的演化与新课题”展开了报告，在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40年中，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创业，而且创业总体向好。其中有四个可感知到的变化：创业从无到有；从生存型创业转向机会型创业；从个人创业到公司创业，再到政府参与的创业生态系统；从经济效益到经济与社会效益并重的变化。但是创业中依然存在政策与形势不匹配，鼓励创业的“量”忽视创业的“质”，国有制与非国有制的博弈等困难。因此他建议：在制度建设上，要重视创新创业中的法治建设；在学术研究上，要加强创业过程研究；在创业教育方面，要强化企业家精神而非鼓励开店。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魏江教授就“制度创业视角下中国创业40年”展开了报告，在报告中提到中国的创业是草根到全球的蝶变，其最大的动力来源于两个解放：个人解放与制度解放。家庭联产承包制可以说是最大的创业，它改变了劳动力所有权、资源使用权、成果分配权，制度的改变是自下而上的，个人解放是其中的驱动力量，制度变化滞后于人的思想的解放。魏江认为，个人的知识财富像土地那样适度让渡给个人经营，是创新创业的激情和力量得以更好激发的重要手段；学者在思考创新创业问题时需要与时俱进的时代观、与势俱进的制度观以及与人俱进的价值观的三观合一。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王宗军教授认为，中国管理的起步至少比发达国家落后了60年，起步后的中国管理面临的主要是学习赶超问题。从管理的视角来看，我们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里主要关注了两大方面：跟踪国际的管理学术前沿；扎根中国的实践土壤。但是，我们在理论和实践的处理上做得并不好，主要原因是两者关系难以平衡，因为国际学术前沿关注的问题与我国的重大问题不一定一致。因此，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首先做的是增长见识、扩大视野，然后才是引进并加以使用和模仿，进而消化吸收和改良改进，最后走向关键部分或整体创新以及自主创新。为了解决理论与实践的不平衡，我们要立足中国重大需求问题，扎根中国的大地，思考怎么样去消化吸收借鉴别人的东西，慢慢建立起中国情境的理论体系，最后真正地运用到指导实践上去，实现中国的自主创新。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技术与创新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李垣教授谈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创新也已走过四十个年头，并呈现出一些主要态势。我国企业的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同国际先进企业的差距持续缩小，但总体还是以跟随式的渐进创新为主，更多地依靠市场拉动而非技术突破驱动。同时，在组织与制度创新的引领下，企业创新已逐渐走向全方位、多类型的创新。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技术创新也正沿着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合作创新—自主创新的路径发展。李垣认为制度不确定对民营企业创新的影响大于市场不确定的影响，市场不确定对民营企业创新的影响大于技术不确定的影响，治国理念的变化对企业的创新方式影响重大，政策导向对民营企业创新信心影响重大，市场规则和政府管理方式的改变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构建影响大。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陈劲教授总结了我国去年所取得的创新成果，在提到创新指数时，提出我国学者应该开创一套符合中国情境的创新指数。陈劲总结2018年我国企业自主创新情况呈现“一个趋势、多范式并存、六大特征、两个美好”的基本特征，并通过对比分析得出在2035年我国科技创新水准将达到世界前十的水平，培养15-20家世界级创新型企业，培育形成数以万计的创新型中小企业、20家创新型大学（其中3-4家进入世界前十），建立多个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创新中心，形成经济社会军事政治人文综合驱动的创新路径，拥有开放创新、自主创新、整合创新的创新理论。

汕头大学商学院院长徐二明教授认为，在战略管理的研究与教学中，也伴随着创新创业的过程，比如MBA授课，其发展到现在靠的是行政绩效的考验，MBA确立战略管理为核心课程也经历了长期的过程。从战略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上看，对其理论的认识是反复的，且在以后的实践和研究中也需要注意到实践的重点和研究的重点是不同的。此外，徐二明提出企业实践具有双元性，即决策的过程不仅要保证战略正确，还要结合制度层面来统筹考虑。没有好的制度，无法保证好的管理，更谈不上好的改革。